洛阳，从东都到西京的变迁，代表了我国古代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东移

在我国古代，东京、南京、西京、北京、中京最初并非地名，而是代表了在地名之上所加的一种政治地位。不过在这古代五京之中，只有北京和南京转变成了地名，而其它的三京除了东京被日本使用了之外，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风烟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从洛阳三千年来的名称变迁来看这个问题。

华夏文明始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而在中原，并非后世的南北之争，而是沿黄河的东西之争。

夏商周三朝，夏在中（豫西晋南），商在东（河北），周在西（关中），所以无论是商灭夏，还是周灭商都是东西之争。

至周朝建立之后，关中地区的“宗周”镐京是周天子所在地和宗庙祭祀之地，也是周朝的龙兴之地；而“成周”洛邑则负责镇守灭商以后的关东之地。

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邑，便是我国古代东西二京的源头，镐京就是后来的长安，洛邑就是后来的洛阳。

这一两京制度在两汉时期固定了下来，长安被称为“西都”，洛阳被称为“东都”，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都描绘的是长安和洛阳。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虽然曾一度混乱不堪，但自从北魏统一北方和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北朝的中心便依然在长安和洛阳之间，这一格局至隋唐两朝而始终不改。

唐朝的灭亡，在我国古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倒不只是说唐强宋弱，而是从宋朝开始，长安便再没有成为帝国的首都，这一格局从朱温建立后梁便开始了。

公元907年，朱温篡唐称帝，建立后梁，以开封为首都和东京，同时以洛阳为西京。

从东都变为西京，这在洛阳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这一称谓经过后晋、后汉、后周的强化而被宋朝继承了下来。

宋朝有四京：东京开封（汴梁）、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府（河北大名）。

也就是说，在我国古代最初的东西二都的衰落过程中，西都长安首先落下帷幕，而东都洛阳则通过“西京”的名号继续成为北宋的中心城市之一。但北宋之后，洛阳的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连西京的政治地位也失去了。

宋亡之后，我国的政治中心从东西二都演变为南北二京，至今不变。从北宋灭亡至今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一千年，一千年的时间最终使南京和北京两个名称变成了地名，而洛阳的东都（东京）和长安的西都（西京）之名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烟消云散。

其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

在我国古代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史学家曾对于华夏文明的经济文化中心何时南移至江南地区争论不休。

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实是东移。而其中政治中心在东移后又向北移至北京，经济文化中心则向南移至江南。

无论北京还是江南，相对于之间的长安和洛阳，都是东移。从此，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再是沿黄河的东西之争，而是沿大运河的南北之争。

洛阳从东都到西京的转变，见证的正是关中地区在唐亡之后的迅速衰落，以及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逐渐东移。宋朝赵光义之所以反对赵匡胤迁都洛阳，一方面固然与他的旧部都在开封，鼓吹“在德不在险”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国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开封显然距离大运河更近，距离江南经济中心更近。

其二，游牧民族的南下，发生了从西北向东北的转移

汉之匈奴，唐之突厥，其南下的主要方向都是河南地。此河南并非今日的河南省，而是指的河套以南之地，汉朝曾在此设立朔方郡，唐朝曾在此设朔方节度使，其作用都是拱卫西都长安。

但唐朝灭亡之后，南下的游牧民族开始从东北方向入侵，也就是现在网络上热度极高的“燕云十六州”地区，契丹、女真、蒙古、后金无不如此。

显然，要从燕云地区抵挡游牧民族南下，定都长安和洛阳都过于遥远了，于是北京便成了一个绝佳的定都之所。

北京，地处农牧两区的交界处，北部有燕山长城阻挡，西部有太行山阻隔，南部直面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明朝不是一定要“天子守国门”，而是没有办法，南京距离蒙古和女真过于遥远，而开封则已有北宋的先例了。我想，北宋如果有的选，一定也会选择北京，而不会选择无险可依的东京汴梁，只不过北宋收不回燕云十六州而已，北京，也就是幽州，正是十六州之一。

其三，整个帝国中心的东移，其实从隋朝修建大运河便有了端倪

长安与洛阳之间，从西周算起至唐亡，历经两千年的时间，早已不复汉朝之时沃野千里的样子，财政从唐朝中期便开始逐渐仰仗江淮地区供应。

而大运河的修建，其实最初便是要将帝国东部（从北京到江南）与洛阳、长安连接起来，以补两京的不足。这一大运河在元朝重新开通，从隋朝的“”型直接变成了“|”型，更为便捷。

总之，洛阳从东都到西京的演变，以及长安洛阳两京地位的消失，反映的正是我国在唐宋之际从沿黄河的东西之争向沿运河的南北之争的转变，正是帝国中心东移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两部分，那么唐宋之际便是转折点：

周秦汉唐是长安和洛阳的东西二京制；

元明清是北京和南京的南北二京制。